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原书名Imperial Eyes :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方杰、方宸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的“占支配地位的主题”，是“欧洲人写的关于非欧洲世界的旅行书，以何种方式为欧洲人‘在国内’创造帝国秩序，并给予他们在其中的地位”。也就是“旅行书写如何使得帝国扩张对帝国的公民具有意义且值得渴望”。这里提出了帝国扩张的意义分享的问题：“我认为，旅行书赋予欧洲读者大众一种主人翁意识，让他们有权利熟悉正在被探索、入侵、投资、殖民的遥远世界。旅行书很受欢迎。它们创造一种好奇、兴奋、历险感，甚至引起对欧洲扩张主义的道德热情。……换言之，它们是创造帝国之‘国内主体’的重要工具。”（“导论”，4页）
如果把这里的表述与下面的“文化互化”对照起来，应该更准确地说，这只是核心主题中的一个方面，但是作者对它的强调却已经使我们在开卷之始就迅速进入充满现实意义和挑战性的思想前沿：殖民时代的帝国之梦在欧洲之外的实施，无论是实质性的或是虚张声势的全球扩张，作为帝国统治者的核心诉求，首先还是在于巩固帝国内部的政治秩序，在于使帝国内部的臣民（窃以为在这里更适合的概念是“臣民”而非“公民”）对帝国怀有向心力与自豪感。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注释中说“国内主体”这个概念来自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评论，并且说为了她的许多其他洞见而表示谢意，这使我想到在反后殖民论述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那就是对殖民帝国之梦的道德批判。以外在的扩张宣示帝国之梦的强大与前景，以此强化关于自身的文化宏大抱负与统治合法性，这或许是认识欧洲殖民帝国时代的“国内主体”的重要思想性路径。进而我们要指出的是，作者的立场显然不是站在殖民帝国的方面，不是以殖民研究为帝国之梦背书，更不是以帝国扩张论证在帝国内部建构维稳意识形态的道德合理性与文化崇高感。作者的意图之一是使该书成为对知识、历史、人际关系实施去殖民化的大规模努力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在这里凸显出它的意识形态批判意义。从某种角度来看，去殖民化的进程也就是对殖民文化建构权力的揭发与颠覆，是对于“帝国之眼”及其“文化之梦”的意识形态权力的解构过程。
作为旅行书写的文类研究与意识形态批判，作者的研究方法必然是跨学科，而且不是纸面上的，而是行走在大地上的；在十八世纪中叶以来的欧洲旅行者的长长身影所曾投射到的区域中进行重新解码的工作，重新书写着殖民主义扩张批判的思想版图。作者要追究的问题非常朴素：当年那些欧洲读者是如何知道那个“欧洲以外的世界”的？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研究历史中很想知道的：当年他们是如何知道我们的存在的？在今天的现实生活思考中，同样的问题是：我们又是如何知道那些不久前我们还相当陌生的地区和族群的？旅行书写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书写？它又是如何实现和如何被传播、被接受的？更重要的是，作为被长期凝视的对象，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来自凝视者的观看是否和如何对他们自身产生影响？作者以生动的叙事语言描述了发生在非洲、南美洲的许多案例，呈现出不同类型的旅行书写，也不断阐述了作者对于殖民帝国主义的扩张文化事业的分析性观点。普拉特教授的学术路径是由语言学、比较文学而进入殖民帝国文化研究，具有准确而扎实的学术对接通道，同时她的广泛兴趣又使她具有涉猎于多种场域并且多有收获的可能。在旅行书写中，观察是非常重要的，而成功的观察则依赖于对细致的发现与关注。对于旅行书写的研究也同样于对各种书写文本的细致解读，广泛的阅读兴趣可以使许多看上去没有联系的经验书写被联结起来。
什么是“文化互化”与“接触地带”？在该书中，这两个概念非常重要。普拉特借用语言学中的“接触”而创造出“接触地带”这个概念，指的是迥然不同的文化彼此遭遇、冲突、搏斗的空间，也就是在地理和历史意义上分割的人们彼此接触并建立不间断关系的空间；而彼此间的关系往往是非对称的支配与从属关系，通常涉及高压政治、种族不平等以及棘手冲突的情况。比如殖民主义与奴隶制。这个概念经常与“殖民前沿”是同义语，但是更强调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在不均衡的权力关系中的共存、互动以及即兴及连锁性的理解和实践。（参见“导论”）这些特征都可以在旅行书写上的变化中体现出来，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的交汇也必然在表达形式的变化中呈现出来。接下来就是该书副标题中的“文化互化”（transculturation）这个概念。人种志学者曾用这个词来描述从属或边缘群体对支配群体或宗主国文化传输给他们的材料进行挑选和构建的方式，作者以这个概念说明欧洲帝国主义接受端的人们有时用欧洲人的工具来制造他们自己的知识和阐释：“尽管被征服的人们无法轻易控制支配文化迁移于他们的一切，但是他们的确在不同程度上决定：他们将吸收什么为己所用？如何使用它？让它意味着什么？文化互化是一种接触地带现象。在本书的语境下，文化互化的概念可用来提出数个系列问题。帝国接受端的人如何处置宗主国的表征模式？他们如何挪用这些模式？他们如何反驳？人们可以用什么材料回答那些问题？”（导论，9-10页）可以更明确指出的是，在“接触地带”的“文化互化”中，既有策略性的应对，也有因地制宜的移植，更有创造性的转化与反叛；放在该书讨论的帝国殖民文化的语境中，转化与反叛无疑就具有走向自治和去殖民化的趋向。
作者的“帝国之眼”是选择的结果，她选择的是“与帝国事业的重要历史转折点有关的一批特殊的旅行记述”，在时间维度上涉及从18世纪到1980年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从空间上则是从欧洲出发的非洲、美洲旅行与探险，在写作方式还是以个案研究为主。无论从智性认知或是想象及情感的角度来看，在资本主义扩张、帝国话语兴起的历史语境中的旅行书写无疑是一面时代的镜子。作者在这些个案研究中提取出来的共同问题是：“旅行和探险书写，用何种代码为欧洲读者生产‘欧洲以外的世界’？旅行和探险书写，用什么方式生产欧洲不断变化的关于自身的概念，对比于有可能称作‘欧洲以外的世界’的东西？旅行书写的表意实践，如何对帝国经济扩张的抱负进行编码并给予其合法性？它们在何种环节上危害那些抱负？欧洲介入之接受端的作家，如何处置欧洲人对他们现实的那些编撰？他们如何认领、修订、拒绝、超越这些编撰？从属欧洲的他者，如何塑造欧洲对他们以及其栖居地的构建，抑或欧洲对自身的理解？”（5页）这里谈到的是对帝国经济扩张的抱负进行编码和赋予合法性，在那个时代还仅仅是局限与个人的旅行书写之中，如果在传媒发达的今天则可以通过巨大规模的形象宣示。但是普拉特马上又指出，帝国总是习惯性地无视殖民地的相反的动力，旅行书写也同样服务于帝国的需要。
《帝国之眼》的“眼”对于那些无法直接获得某一外部世界的经验的人来说就是一种“转述”装置，它有两大功能，一是观看、认知、储存；二是转述、传播，最后的产品是成为人们的经验世界中的间接知识。毫无疑问，这个装置本身是文化的产物，在殖民帝国时期就是帝国的旅行文化的产物；这只“帝国之眼”自然不是“纯眼”，而是帝国文化之眼。因此，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一方面经由这只“帝国之眼”转述出来的文化经验与原生文化究竟有何异同？另一方面，接受转述而产生的间接经验又是如何包含有原生文化与帝国文化的不同因素？接受了之后又产生了何种文化的反应（想象、怀疑、相信……）与再生产（再传播）？这些不是一种话语游戏，而是由于权力因素的渗透而在“帝国之眼”的文化话语之中发生作用的真实力量。在这种“文化互化”的过程中，究竟是文化操控还是权力欲望发挥更大作用，这取决于不同的观察者与转述者和传播者。这种观察与转述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学术史上也曾经产生过重要作用，例如十九世纪英国传教士洛里默·斐孙(L· Fison)在澳洲传教、旅行的时候曾收集了大量澳洲土著制度文化的材料，并提供给他的朋友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L·H· Morgan)，后者在他的《古代社会》引用了其中的一些材料；与此类似的是，德国传教士卡尔·斯特莱罗(K·von den Steinen )于1892年来到澳洲中部地区，长期居住在土著部落中，他对土著的图腾神话与宗教歌曲的研究也引起了涂尔干(E· Durkheim)在宗教生活研究中的关注。
其实，西方在帝国殖民时代之前，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大旅行”之中，就已经出现了旅行书写。布克哈特（J. Burckgardt）的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一章的题目就是“意大利人的旅行”；而从博物馆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大旅行”的个人物质成果以教廷、宫廷、贵族的收藏品为主，人们把那些从海外旅行和国内旅行中带回来的具有各种文化象征意味的物品看作是万千世界的缩影，是使人变得博闻多识的知识框架（见The Dictionary of Art, Edited by Jane Turner,Vol.22,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1996）。在各种时代差异和书写规模差异之上，最重要的区别一是殖民帝国时代的“大旅行”所具有的文化殖民性质带来完全不同性质的文化消费与产品输出；二是“帝国之眼”对于建构与巩固成长中的帝国文化秩序的作用完全是以前所不具有的。换言之，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早有各种各样的旅行书写，但是只有到了殖民帝国时代它才成为一种与时代发展和帝国政治的文化之梦密切结合的推动力量。
本书第三章论述了博物学与全球霸权的关系，可以加深我们对“博物学”的思考。在爱德华·O·威尔逊看来，所谓的“博物学家”是一个世俗的人文主义者面对自然万物时的身份认同和成为“成人”的培养目标，这是一种富有精神魅力的传统人文主义观念；而在关于科学发展史体系的思考中，“博物学”则启发我们思考科学史研究中的“反辉格史观”。但是从“帝国之眼”的角度来看，博物学与旅行书写的关系则引发出更为深邃的思考：“博物学与欧洲经济、政治扩张主义之间的相互约束。……在这些方面，博物学描绘出某种全球霸权。”因此作者在这章中“更具体说明博物学和全球科学对旅行书写的影响”，力图证明“博物学如何为讲述内陆旅行和探险提供方法，这种内陆旅行和探险不是为了发现贸易通道，而是为了监管领土、盗取资源、行政控制”。这种旅行书写中的科学视角与文学视角互相补充，共同“为帝国的前沿进行编码”。（49页）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西方博物学家来华从事研究考察时，与中国人的交往是多种层面的，既有在日常生活中个体间的偶然交往，更有在制度安排下实现的文化、经济乃至政治层面的交往，但是在以往的中外关系研究中却容易忽略这个议题。范发迪的《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袁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就是以英国博物学家与中国人之间的交往为切入点，力图在全球背景中理解“交往”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意义。比如他通过研究英国博物学者与从事出口洋画的广州画师如何合作绘制动植物图鉴，解释文化交流在科学与视觉表现中的作用，进而把这种现象称为一种“文化遭遇的场所”。 作者还论述了科学信息帝国的形成、汉学与博物学的共同发展等问题，其中涉及到西方博物学家在华进行调查研究活动的实质性意义：科学帝国主义藉由“非正式帝国”的法律、政治和经济机制而获得扩张。于是，“双方都是制造、传播混合文化产品的媒介。……我们应该把这些画看做更广泛的文化接触的一个缩影，这些文化接触包括商品及货币的交换、爱好及思想的通融、人际关系的延伸以及帝国间的遭遇”（71页）。这不正是普拉特笔下典型的帝国扩张历史中的“文化互化”吗？以文化旅行为依托的博物学发展与全球近代史的关系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全球史”这个史学概念中不仅要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或其他什么地域的中心主义，而且还要破除学科中心主义；类似跨文化旅行考察、跨国委托艺术生产等等这样的行为，在“全球史”的视角下不应再被固化在研究的边缘地带。
对于“大旅行”，我们也曾有过非常震撼的经验。远的且不说，在1966-1967年发生的数以百万计的青年人在中国大地上的“大串联”规模巨大、影响深远，其中有许多问题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场短暂而巨大的政治流动，值得深入研究。在紧接而来的1967-1968年的自发“上山下乡”行为中，在“大串联”中获得的经验和刺激是一种很真实也很重要的诱发因素，例如有名的云南知青的“北京五十五”，就是在大串联中发现西双版纳的橡胶生产存在的问题而激发出戍边“打击帝修反”的革命豪情。这不是一个孤例，以致在后来的知青文学中不乏同样的情节。在这种真实的自发选择中当然包含有各种复杂的政治因素，但是“旅行书写”的影响不可轻视。似乎是作为一种图像的例证，1973年陈衍宁创作的国画《长征日记》所描绘的正是一个佩戴红袖章的女学生正在低头写她的旅行日记；作者的创作意图毫无疑问与普拉特关于“旅行书写”的研究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从历史语境中那千百万“青年之眼”的旅途日记却同样具有书写记忆与介入被书写、被记忆的现实的“文化互化”意义。
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的形式和产物是非常多样的，在各种不同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有些书写与改变是比较隐性的。另一个关于旅行中的权力书写的思考来自现代社会的救灾行为。在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之后的大规模救灾中，来自各地的救灾队伍实际上也会把原住地的文化以支援、重建的方式及相关话语传播到被援助地区，旅行书写以人道主义救援的方式出现。普拉特在书中提到随着殖民文化的到来，当地的地名会被改变。前些时候我曾经去过仍然处于重建中的某地灾区，也发现了一些以改变地名作为当地人对于外来援助者的无私奉献的感恩方式的现象。对此我不无疑惑：地名沿革应该是在历史中自然形成的，尤其是在各种民族混杂区域，原来的地名是民族文化最表层也是最有象征性的地理记忆，是历史文脉中的重要依据，似乎没有理由以改变它的方式作为对于救灾感恩的表示。其实即便没有表面上的地名改变，援建方把自己原来的地方建筑风格等文化因素作为重建灾区的文化景观要素，本身已经是一种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旅行书写文化意味的行为；当援建队伍离开之后，他们的地名和文化因子却永远地被编织到原来与此毫无关联的民族混杂地区，而实际上当地的人口族群的文化归属性质并没有产生变化。因此这种外嵌性质的改变了原生历史与文化标志的“感恩”究竟是否具有历史伦理上的正当性，应该值得研究。我们究竟是否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把外来文化镶嵌进来？虽然性质不同，但是在文化与历史的生成方式上却是与普拉特所论述的情况相似：“帝国就是这样让世界对其属民具有意义，就是这样将自己编织进日常生活。在我生活过的利斯托尔，帝国将我们变成某种历史的一部分，这种历史却是在别的地方被人们而不是我们创造的。”（“导论”，2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拉特提醒我们要时刻注意和警惕俯视着“接触地带”的帝国之“眼”，以及“让世界对其属民具有意义”的文化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