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翻开唐朝地图仔细察看东部沿海，会发现一个“奇异”的细节，那就是所谓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城市上海，在那时根本不存在，她还只是一片汪洋大海。上海是一个多么年轻的城市，由此可想而知。　　然而，没有人会否认上海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她是中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窗口；她的繁华，代表了整个中国的繁华；她的没落，代表了整个中国的没落；她的复兴，代表了整个中国的复兴。这就是上海。在当今中国，她依旧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 爱上海，大多因为这座城市聚合了各种惹人爱的瑰丽景致；恨上海，大多因为这座城市居住了一些惹人恨的刻薄市民。我也不知道上海人从何时开始变得这么令人讨厌。但是，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梁元生先生的新作《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中，我却读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上海人”。　　之所以给“上海人”加上双引号，是因为我始终质疑“上海人”这个概念。在我的印象中，由于人口迁徙量大而频繁，居住在上海的市民始终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是故，似乎没有所谓真正的、本土的“上海人”。比较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上海居民”才对，从古至今皆然。　　清末对上海影响最深最远的那些人，比如历任道台（最高行政长官），亦是来自四面八方，其中来自浙江的最多。这些人，为上海的“现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还有那些云集而来的商人，没有他们，就没有上海的财富积累。再加上文化人，那些“上海狂士”，用他们的如椽大笔创造了独特的“海派文化”。这些人一只眼望着传统文化，另一只眼看着西方文明。因此，梁先生给他们取了一个“花名”叫“双视野人”。 “双视野人”有何特别之处？“清末的上海正处于传统与现代并存交替、中西文化相互冲撞的一个局面。有不少的人还是相当保守的，厌恶新的事物，不愿接受新的世界；也有一小撮人崇洋媚外，彻底西化。这两类人皆是‘单视野人’，看不见两个世界各有可取的成分。”而“双视野人”扮演的角色，恰是穿梭在中西之间，调和双方信息，找到一个平衡点。例如上海人李钟峨，曾于1887年访问英属新加坡，并写下《新嘉坡风土记》一书，对英国在殖民地实施的各种制度，包括防火系统、供水系统、教育系统、医疗系统等等，做了相当正面的评价。日后，李钟峨成为上海城厢总工程局主席，大力改善上海城区的公路、电力、水力等公共设施。他的政绩，与他是“双视野人”的身份密不可分。 而从历任上海道台看，“双视野人”的一大特色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大多提倡西学，而在老年“归隐”之后则醉心于传统文化。为什么同一个人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呢？梁元生先生给出的解释是“责任”二字——— “作为地方官吏的责任是管理地方上的治安、行政、教育和民生福利，这些责任和传统的文化、道德是互相配合的；但在上海开埠后，上海道台的责任增加了，包括应付外交和管理或监督官方的洋务事业，而这些事物许多是上头或外面加诸地方官身上的，由不得他去选择。意思是他有两重的责任，既有现代化的一面，也有传统性的一面……对于这些官员来说，现代和传统基本上不是可以选择的取向，而是需要兼顾而又能平衡的责任。” 信息的来源决定了人们对时局的判断。在清末，如果一个人只从大清国内部接收信息，那么大概他仍旧以为自己生活在“太平盛世”；相反，如果一个人只从列强那里接收信息，那么他或许会认定“中国必亡”。“双视野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有机会从不同渠道接收信息，经过筛选之后，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当然，这样的人在清末一定是凤毛麟角的。但是在今日，互联网如此发达，搜索信息如此便利的情况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成为一个“双视野人”，问题的关键在于您想不想，而不是能不能。上海今后若要继续开中国社会风气之先，不能只靠经济，还要靠无数的“双视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