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贝淡宁(Daniel　A.Bell)教授源于三年前他在美国《异见者》杂志发表的散文《在北京教政治理论》，并由此注意到他当时的新著《超越自由民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6)。三年后，该书有了中文版，可喜可贺。 就此书讨论的问题，国内读者很容易联想到十多年前由亚洲某些政治人物引发并导致一场争论的“亚洲价值观”论题。由于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的著作在国内引起广泛注意，尤其是《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在同为亚洲的印度背景上探讨相关议题，更是凸显出作为政治修辞的“亚洲价值观”在学理上的不堪一击。那么，“亚洲价值观”论题是否就此终结？显然，贝淡宁教授本书以及其他著作中的思考表明，争论还将继续，不过，那已经不是学者和政客之间的争论，而是在学术基础上的艰难探索和对话。 说到“对话”，十多年前，贝淡宁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竟然采用了对话体，据以写出的第一本著作就是最早翻译成中文的《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好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经典哲学文本一直不乏对话文类:西方哲学祖师爷柏拉图留给后人的“经书”就是一系列的对话(也可以说是剧本)，而在中国，无论是《论语》，还是《庄子》，也不乏对话文本。贝淡宁的前一本著作《东方遭遇西方》也是对话体。其实，《超越自由民主》这本书本身也运用了对话体，那就是最后一章“对批评者的回应:实际回应与理想回应”。这种对话是艰难的，因为西方与中国在经验的象征系统方面差异极大，要行走在二者之间，不仅需要克服语言障碍(贝淡宁具备这个条件:他在加拿大长大，英语和法语可谓都是“母语”，后学汉语)，而且还要有跨文化理解的生活经验(贝淡宁的足迹可谓遍及欧洲、美洲和亚洲)；这种对话，对贝淡宁教授来说也是浸透着亲切感，因为他亲身体现了这种对话。随着他深入探究中国儒家文化的学术生涯，还有他自身生命的轨迹——作为“中国女婿”(他的太太是个中国人)，他的日常生活就需要非凡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超越自由民主》围绕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三大基础——人权、民主和资本主义，对此，贝淡宁教授要问的是同样的问题:在理解这三大概念上，亚洲的历史、文化和哲学是否能贡献出核心内容，说出不同于西方的道理？这些概念在与东方的遭遇过程中又是如何被接受和修改的？在为中文版写的序中，贝淡宁教授也特别说明，这里的亚洲语境侧重儒家哲学，这主要是考虑到，儒家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在中、韩、日、越和新加坡等国如此长期地占据重要地位。下面试从“在亚洲的价值观”角度来看看贝淡宁教授的论述特色。 贝淡宁自90年代以来亲身参与东亚语境下的人权问题对话，而且与阿马蒂亚·森在1995年箱根研讨会上见过面。在第三章“人权与在亚洲的价值观”起首处，贝淡宁对90年代热闹一时的“亚洲价值观”讨论的判词很有意思，他说，“这场讨论既不是关于亚洲的，也不是关于价值观的”；“大多数以亚洲价值观的名义提出的主张根本与价值观无关！”显然，学者贝淡宁的“在亚洲的价值观(Valuesin　Asia)”讨论与政治活动家提出的“亚洲价值观(AsianValues)”论题判然有别。那些政治活动家提出的主张都是经验性观点，必须由历史学分析和社会学分析来评断。比如，经济发展必须牺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主张就经受不住社会科学家的拷问。贝淡宁自然也反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绝对化，因为，特殊情况下还是可以有条件地限制权利，事实上，《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也是允许一定条件下的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