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学科的发展同整个人类世界或国家地区的经济社会水平是相关的。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人类日益进入高风险社会，人们对安全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正如风险社会理论大师贝克所言，风险是介于安全与毁灭（灾变）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也因此，如何通过人类理性化解风险、避免灾变、确保安全，日益成为各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个人安全还是公共安全,无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还是社会治安或恐怖事件、公共卫生事件，无论safety还是security，根本上都是指向“人的安全”。颜烨教授的《安全社会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即是力图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诸类安全，将安全视为一种实体性的“社会事实”，探索创建一门新的综合性学科体系，值得品味。

　　作者通过近十年的研习，先后二次出版《安全社会学》。第二版即是在原书的基础上，对写作体例、内容的章节安排等均作了全盘调整，吸收了原书中的一些观点和说法，归并到相关章节中，并尽量作一些原理性研究。

　　（一）综合Safety和Security意义的安全，突破性地构建起新的学科体系。在英文中，Safety意义的安全往往是指人、事物和环境内在质地性的，或偶发的，或自然技术方面的安全；而Security意义的安全往往是指外在措施保障维护，或心理上可靠，或人文社会性的安全。如Food Safety是指食品质地上对人的健康无毒无害，而Food Security则是指粮食在数量上充盈而不短缺。国外也有过“Sociology of Safety”和“Sociology of Security”（有译为治安社会学）的学科创建探索，国内也开展过具体领域的研究如食品安全、交通安全、职业安全、消防安全、社会治安、公共安全、个体安全等的社会学研究，但都没有将Safety和Security统一起来。颜烨教授则尝试性地抽象出二者的共性，即统一于“人的安全”（在社会实践中，人的生存发展持续保持正常完好的状态），包括内在三维（即身体安全、心理安全、权利安全）和维护保障安全的外在三维（即事/物安全、环境安全、系统安全），同时与风险社会学、灾难社会学研究相区别，从而构建起全新的安全社会学（Sociology of Safety and Security）学科体系，即是研究人的安全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因素、社会过程、社会功能及其本质规律的一门应用性交叉学科。

　　（二）围绕“行动—结构”这一核心命题，构建起安全社会学学科逻辑体系。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即是“行动—结构”；澳大利亚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沃特斯则将社会学的理论研究链条概括为“行动—理性—结构—系统”四大方面，富有见地。安全既是人的基本需求，也是一种公共品；安全还是一种社会行动，即安全行动；安全也表达一种社会秩序，即安定有序。风险是无处不在的客观现象，而要化解风险、避免灾难，必然要通过人类理性去控制和保障，因而安全保障本身就是行动者的理性行动，背后必然涉及安全理性的考量（当然安全理性也有其局限性）；而且，这种安全理性不仅仅是一种安全得失的算计，还包含着人们相互关联的伦理行动即安全伦理理性的制约，同时也包含对极端安全主义理性的伦理反思。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通过理性化的安全行动的互构，从而形成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安全结构。而社会结构的联接最终都会形成巨大的社会系统，因而社会中的安全系统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宏观“统帅”和指导意义。颜烨教授基于这样的思考，从而构建起“安全行动—安全理性—安全结构—安全系统”的分析逻辑，并围绕这一逻辑构建起完整的安全社会学学科体系框架，使得这门学科不得走向成熟。

　　（三）基于“结构性安全治理”思想，在具体安全研究领域取得一定建树。近几年来，颜烨教授一边探索安全社会学学科体系，一边运用社会学基本原理对具体安全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专著《煤殇——煤矿安全的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两者相得益彰，在实证研究上也取得了一定的建树。他将传统性的工业风险如煤矿安全生产作为一个具体的安全系统，对其中涉及的社会结构问题进行架构，从而构建起“安全结构分析法”，指出中国煤矿领域矿难频发的根本社会原因在于结构性失衡，即强政府—强企业—弱社会及其相关联的强权力—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是矿难的重要诱因，认为遏制矿难不仅仅是政府监管和法治，还需要强大的社会监督和制约、工会等维权组织的强大及其工人维权能力的强化。这一研究成果因而被政府高层批示推荐和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决策咨询参考，具有一定价值。基于这样的分析和研究，作者从而认为类似于矿难这类社会风险如食品安全问题、环境安全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均存在这样的结构性失衡，从而开辟了安全的社会学研究前景，即核心思想是对诸类安全治理进行社会结构性思考，力主“结构性安全治理”，认为这才是安全治理的根本，而不是为维稳而维稳、为经济增长抓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