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合理性是科学哲学的一个传统论题，从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各家各派从不同的视角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但问题是，合理的就一定是被接受的吗？恐怕未必。正如实用主义指出的那样，只有转化为信念的真理才是有意义的真理。即便是真理，如果不被主体接受从而转化为信念的话，同样是不能产生现实行动的。相反，即便是错误的认识（在实证意义上），如宗教、迷信、巫术等，如果主体真心实意地接受了它，同样也能带来实际的行动，产生真实的效果。所以，仅仅谈论科学自身的合理性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的是人们是否接受了它，即科学的可接受性。《可接受的科学——当代科学基础的反思》一书所实现的正是从科学合理性到科学可接受性的视域转换。

　　这种转换与海德格尔从“我思”到“我忧”的生存转向、实用主义从“知识”到“行动”的价值转向、维特根斯坦从“图像”到“游戏”的生活转向、马克思从“理解”到“改造”的实践转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他们的共同点是以主体的境遇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从主体的价值诉求出发进行思想的推演。随着视域的转换，传统科学哲学的辩护问题就从“什么样的科学是合理的”转换为“什么样的科学是可接受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只考虑客体本身，而后者则让主体介入进来。

　　要回答这一问题，关键是给出一个可接受的标准。为此，本书提出了可接受标准的两个维度，一是理解维度，二是效用维度。所谓理解维度，即科学能够提供一套解释世界的理论体系，从而满足人类对世界的好奇心。所谓效用维度，即科学能够带来控制和改造世界的力量，产生实际的功利效果。古代的自然哲学之所以被接受，其首要原因是它满足了人们理解世界的诉求，而效用维度此时则基本上处于遮蔽状态；现代科学则不但满足了理解之诉求，更主要的是能够带来实际的效用。

　　这一历史事实表明，科学在不同时期被接受的原因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语境而改变的。在当下的科学实践中，效用标准明显处于优势地位，理解标准则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在某些特殊语境中（比如量子力学），当两个标准出现冲突的时候，理解标准甚至要为效用标准让路。人们可以不理解量子力学符号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但是这不妨碍科学家利用这些符号进行推理和实际的实验操作。正如温伯格所认为的那样，科学不要问“为什么”，只要知道“怎么样”就可以了。在科学家看来，“为什么”问题是形而上学的冗余，应该用奥卡姆的剃刀把它铲除。

　　在给出可接受标准的两个维度之后，接下来自然就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以理解为导向的自然哲学转换为以效用为导向的近代科学是如何实现的？换言之，内置于近代科学的技术性何以肇始并为人们所接受？为此，本书从历史的维度探讨了近代科学被逐步接受的历史过程与思想脉络，讨论了自然哲学如何脱离对宇宙整体秩序的思辨，将视角聚焦于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而走向近代科学的过程，并从神奇科学和自然法术两个方面追溯了现代科学技术性本质的历史来源。

　　对现代科学之所以被接受进行历史考察之后，本书接着用“可接受性”这一新的视角重新整合和解读科学哲学中的传统问题，所涉及的主题包括：现代技术性科学基于实践的因果关系的重构机制、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与多元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科学观、从还原论到整体论的科学方法嬗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价值选择作为科技实践不可或缺的内在参量、技术化科学社会建构的生成机制、技术化科学在思考人类生存现状与未来中的重要价值。纵观这些主题，始终贯穿其中的是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即现代科学的本质是技术。

　　当然，围绕科学可接受标准的两个维度，还存在一些有待商议的问题：这两个维度是不是能够把人们接受某种科学的所有理由都涵盖进去？如果不能，除了这两个维度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一些维度？比如审美、宗教、政治等维度。就审美维度而言，在科学争论中旗鼓相当的两个理论的竞争中，符合简单性美学标准的那个理论更容易被接受；就宗教维度而言，以基督教为例，托勒密的地心说比哥白尼的日心说更适宜于基督教教义，也因此更容易被基督教所接受；就政治维度而言，和宗教维度类似，一些理论由于更有利于为某种政治立场辩护，所以就更容易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如当年苏联接受李森科的遗传学而拒绝摩尔根的遗传学。

　　最后，就现代科学的理解问题而言，以技术为导向的现代科学如何同时能满足人们对世界的理解的需要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一问题也可以表述为：技术化科学的理解功能是何以可能的。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思考，它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理解世界的诉求，如果当前技术性科学不能很好地满足人们对世界的理解的需要，有无必要适当恢复传统的以理解为导向的自然哲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