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一年时间，约瑟夫·康拉德的这本Under Western Eyes接连出了三个中文译本（上海译文、华夏和浙江文艺），不仅让中文读者有了更多选择，而且让写于100年前这本小说在中文世界得到了集中关注。英语作家康拉德的名字对于人们并不陌生，美国电影《现代启示录》（1979）正是根据他的小说《黑暗的心》（1902）改编而成。那是在进入荒无人迹的旷野之后，一次人性的历险和泄露。我这两年在海南热带雨林地区躲北方的寒冬，有限的行囊里带着不同版本《黑暗的心》。
在这本小说里，康拉德关注的目标完全不同。他将眼光从神秘深邃的大海中收回，关心起俄国革命、刺杀、告密、流亡、悔悟、拯救等，这些更像是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属话题。由自己特别信任的作家来处理这些问题，岂不是更佳？
故事主要发生在当年俄罗斯革命家的流亡胜地——日内瓦，小说采用了一个上了年纪的英语教师的叙事视角。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正是故事发生扭转的起点。对于一个外人来说，专制制度的残暴愚蠢招致人们的痛恨，社会不平等和巨大贫富差距引发人们的不满、仇恨和反抗，这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康拉德想说的是，唯有俄国人才有这种“奇怪的信念”：“即先要把某些既有的人类体制搞垮，才会有人心的本质转变。”（《在西方目光下》之“作者札记”，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赵挺译；本文中所引该书译文均来自赵译本）
“俄罗斯精神的本质还是愤世嫉俗”，小说通过人物之口说道。“这种愤世嫉俗体现在她政治家的宣言里，体现在她革命家的理论中，体现在预言家的神秘谶言里。这种愤世嫉俗的精神能令自由显得放荡，也令基督教的品德显得猥亵粗鄙。”
康拉德没有忘记当时俄国专制之暴虐，危害人民之苦，惩善扬恶，打击异己，警察系统为所欲为。只有在专制的土壤之上，才孕育出革命这朵看似美丽的“恶之花”。专制的任意颟顸，激起了革命者的独断专横：“专制统治残暴愚蠢，摒弃一切法制，事实上将自身建立在彻头彻尾的道德混乱之上，导致一个乌托邦式的革命主义采用同样暴烈愚蠢的方式进行回击。”
【厄运找上门来】
“把毁灭作为首选。”19世纪的俄国这样一小批人，后来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影响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包括我们这个地区。这些人既胸怀远大理想又处心积虑，不惜一切代价要推翻整个现存制度，认为只有将现有社会制度和秩序彻底搞垮，才能步入一个崭新的未来。在摧毁既有社会制度的方向上，一切都是可以允许的。刺杀开始变得流行。
1904年到1907年期间，沙皇俄国先后有两任内政部长、两位总督（彼得堡和芬兰）、两位市长（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及其他军队高官被杀。排在这个名单上的第一位，要数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的遇刺，一颗炸弹先是将他的卫兵和马夫炸死，这位皇帝执意要下车看看卫兵的伤亡情况，接下来第二颗炸弹将他本人炸死。实际上正是这位亚历山大二世主持了俄国农奴解放，并推行从军事、交通到教育的一系列富有成果的改革。同时，他镇压革命者及异见的文化人，也决不手软。
出版于1911年的这本小说采用了两颗炸弹致人死命的情节。扔出第二颗炸弹的是维克多·霍尔丁，圣彼得堡大学学生，年龄偏大、经常缺课却在同学中威信极高。被炸死的是国务大臣P先生，前几年担任镇压委员会主席。第一颗炸弹爆响之后，P先生俯身探视受伤的车夫，另一颗炸弹瞬间将他炸死。用刺杀者霍尔丁的话来说：“他再干上三年，我们就会被套上五十年的枷锁——想想那会浪费多少生命，失去多少灵魂啊”。
霍尔丁转身来到了同为圣彼得堡大学同学拉祖莫夫的住处，希望后者帮他逃脱。之所以选中拉祖莫夫，不是政治观点相同，而是因为拉祖莫夫孤身一人，无牵无挂，万一出了事情也不会牵连其他人，不会有人跟着受罪。他早先留意记下了拉祖莫夫的住址，更早将自己的母亲和妹妹移民日内瓦。
拉祖莫夫平时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政治兴趣，他安分守己，勤勉读书，一心一意想通过参评论文，从而获得教育部颁发的银质奖章，就此进入官僚系统，改变命运。
霍尔丁突然闯入，拉祖莫夫猝不及防。他涌起的第一个念头是：“我的银质奖章没了。”谁要是沾上这种事情，就一辈子算完了。按照霍尔丁的指示，拉祖莫夫出门寻找马车夫未果，一路上陷入对于刺杀者深深的不满乃至仇恨当中。“难道就因为我无父无母，你们就可以拿走我的一切吗？”昏昏沉沉和精神恍惚之中，拉祖莫夫将霍尔丁告发，后者被判处死刑。
对于霍尔丁来说，他的生命已经画上句号，一切都走到了尽头。而对于拉祖莫夫，这才是刚刚开始。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从来没有想要与政治有任何瓜葛，避之唯恐不及，然而却被抛进了时代的漩涡，在他面前展开了一条不确定和充满危险的道路。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从天而降的厄运是无可避免的吗？如果霍尔丁当时改变主意，他是否就此永远逃脱？在个人命运与历史发生碰撞之际，他是有选择的，还是没有选择的？他该如何称呼自己的命运、接受它并与之结盟？
回答这些问题是难的。这不仅是拉祖莫夫的，而且也是每个人的，甚至是我们自己的。拉祖莫夫并没有想做什么，便有一个事先的陷阱等着他，让他身不由己，那么在我们的前方，是否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陷阱？我们不巧因为某件事情的态度而被编入这个或者那个阵营，陷入某种身不由己？
【专制与革命的双重威胁】
如果不是霍尔丁闯进来，拉祖莫夫顺利地通过参评论文，当上了一名公务员，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会变成另外一名米库林，内政部书记处的参谋，那位文雅、和蔼、善解人意的官员，曾经指挥和参与了搜索拉祖莫夫的住处。三个月后他把拉祖莫夫找了去，他并不与拉祖莫夫争论，甚至表现得十分理解他，态度谦和，笑面官僚。然而他却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宣布将拉祖莫夫派往日内瓦，混迹于流亡的革命者行列，收集新阴谋的情报。米库林参谋也显得有些为难：“可我们在工作——不要忘记这一点。”
这与拉祖莫夫对于自己道路的设计太遥远了。就像此前无法拒绝霍尔丁一样，他目前的处境令他无法拒绝米库林。他怎么说得清楚为什么霍尔丁突然出现在他的房间里？谁让他曾经想要去征得这个体制的同情与理解呢？既然他已经出卖过一次，那么他不应该更多地出卖吗？所谓个人前途对于这么一个卑微的小人物来说，又算得了什么？拉祖莫夫的生父，那位不敢公开为自己年轻时的风流韵事埋单的K亲王，不也觉得这样的安排是合情合理吗？
来自专制和革命的双重威胁！霍尔丁把自己像扔出的砖头一样砸中了拉祖莫夫，击毁了他的生活，米库林和他所代表的那个系统同样无情，认为一个籍籍无名小人物的人生无足轻重。如果说拉祖莫夫此前举报霍尔丁，是在没有思考余地的情况下一时激愤糊涂，那么去做职业间谍，意味着将他始终过着双重生活，两面不是人，将他做人的要求和道德击得粉碎，如同魔鬼般肆意蹂躏他的灵魂。这是最为阴险的治人手段，让你自己反对自己，自我轻蔑和自我践踏。
在很大程度上，这位霍尔丁的命运，很像1994年出品的俄罗斯电影《烈日灼身》（又译《毒太阳》）中的人物密迪亚，那位音乐出身旧贵族的青年为了早日回到心爱的姑娘身边，被派往巴黎以钢琴师作为掩护，出卖了7位他的本阶级成员，“失掉了生活、职业、爱情、祖国、信仰”。实际上那位主持将他的灵魂抵押给魔鬼的红军将领寇托夫，早已经娶了他的姑娘。新的统治者将他的灵魂和现实双双置于万劫不复之地。
拉祖莫夫在日内瓦整日愁闷不展：“工作、独处和同仁的坦诚交往——这一切都被剥夺了。他的存在变成一片巨大冷漠的空白。”
大革命家彼得·伊凡诺维奇长得五大三粗，说话气势不凡，自称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脱前来，好吹嘘、鼓动性强，不免让人想起那位著名的流亡革命家巴枯宁，或者是巴枯宁与涅恰耶夫的组合。他还是一名大名鼎鼎的女权主义者，鼓吹女性的“崇高心灵”，但在日常行为中却对于女性缺少尊重。小说的结尾提及他与来自反动阵营的米库林分享情报。为了实现他成为“一国之君”的梦想，不惜与敌人暗通款曲。
革命队伍里口号喊得最响、表现最激进和行为最出格的人，往往是最为可疑的。绰号“杀手”的尼基塔，长得凶神恶煞而心思慎密。拉祖莫夫说出真相的即刻，他率人将拉祖莫夫痛打一顿。蹊跷的是，被打者的头部没有任何明显外伤，仅仅是将他的耳朵打聋，使得他再也不能“刺探”任何人了。而实际上，这个心狠手辣的家伙是个“双面间谍”，“逮着机会便大开杀戒，两边都杀”。他最终被米库林参谋甩给了彼得·伊凡诺维奇，在丧失利用价值之后，后者也将他彻底甩出。
先是专制的威胁，然后是革命的威胁，然后是专制加上革命的威胁，然后革命本身成了专制，然后又呼唤革命。身在其中的人们看不到光亮，只有不停地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之中，无法自拔。要么站在专制一边，要么站在革命一边。
英语老先生沉吟地说：“我想你们俄罗斯人一定是遭到了某种诅咒。”霍尔丁的妹妹答道：“你属于一个可以和命运讨价还价的民族，所以不必动辄使用暴力。但我们不行。我们没法和命运做交易，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自由如此昂贵，竞要付出这么多实实在在的美好事物去换取。”英语先生反驳：“我们的交易也许并不崇高，只是在这交易中我们付出的代价过高，由此换来的条款也显得神圣。”
并非所有牺牲都是付出生命的代价，既不是自己生命的代价，更不是他人生命的代价。另外一些代价甚至更加沉重，比如妥协和让步。比如采取一个较低标准，而不是最高纲领；采纳一个较低的人生态度，而不是至高的道德立场。道德制高点解决不了问题。从道德崇高感出发，最后有可能将任何道德感删得一干二净，或仅仅是道德的立场，瞬间演变为连道德底线也不存在了。
“诅咒是一道邪恶的魔法，重点在于如何破解它。”
（19世纪的俄罗斯贵族）
【普通人作为牺牲品】
这部《在西方目光下》有着一个与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1866）相平行的外表：一位年轻人卷入革命，经历了巨大精神危机，后来在女友的召唤下，说出真相和内心悔悟，因此它享有一个与《罪与罚》“姊妹篇”的美名，出事之后两位年轻主人公内心受良心折磨、眼前出现幻觉的情节非常相似。然而在通读全书之后，会发现这本书的立意与归属完全不同。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第一次对于俄罗斯革命者发出尖锐疑问，不管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受到流行的虚无主义学说的影响，认为掌握了历史前进方向的人们，便比普通人高出许多，从而可以睨睥天下，傲世他人，将跟不上历史脚步的普通人踩在脚下。大学生于是将他的年老、多病、昏聩、贪婪的女房东杀死。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与叙事者（作家）的视角是如此重合。面对复杂社会矛盾尤其是俄罗斯往哪里去的问题，陀氏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信仰俄罗斯民族和回到俄罗斯传统宗教，《罪与罚》的结尾是大学生与妓女重新站到了十字架下。
康拉德的立场不能归结为小说中任何一位人物的立场，尽管他也不停地通过他（她）们来说话。关键是，康拉德并没有将眼光仅仅放在革命者或者敌对阵营以及他们的互相对立，而是在两者之间看到了另一种广大存在，即受专制和革命所影响的普通人的命运。小说标题里所说的“在西方注视下”，其实是运用一个普通人生活和生命的眼光，来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事情。
出事后拉祖莫夫前往寻找的马车夫兹米安尼奇，霍尔丁曾经称其为“光明的俄罗斯灵魂”。而当拉祖莫夫在大杂院里看到这位劳动人民时，却发现他在大白天烂醉如泥，神志不清，无法与之说上一句话。但是无论如何，马车夫与刺杀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最后却被发现吊死在房梁上。为了顺利地让拉祖莫夫潜入革命者内部，警方开始对外散布，可怜的马车夫自己上吊自杀。
霍尔丁小姐视哥哥为偶像，沉浸在哥哥的思想里，有着一样爱憎分明的想法。因为哥哥曾经在来信中提到过拉祖莫夫，对拉祖莫夫百般信任，爱上了他。
命运的确却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一度拉祖莫夫觉得他们兄妹俩是轮番前来折磨他的，霍尔丁小姐的出现像是一场“完美的复仇”，对霍氏小姐来说，爱上出卖哥哥的人，则是绝大的讽刺。她的英语教师感叹道：她的青春被粗暴地剥夺了本应享受的轻松和欢乐，“在同样残忍的两派激烈争斗中危机四伏，阴沉晦暗”。
霍尔丁的母亲仪态庄严，任何时候永远将她的头和后背挺得笔直。失去儿子的悲痛让她陷入石化状态。得知儿子是被眼前这个年轻人出卖时，她木然地一言不发，世界在她眼前慢慢远去。作为母亲她从来不想献出自己的儿子，许多年前，她的兄弟正是参与了那场贵族起义而被沙皇镇压。“一个专制和革命的牺牲品，真是残酷而荒谬的一幕。”
S夫人的“女官”特克拉，青春叛逆时受革命思想影响，上了年岁仍然独身过着一种飘泊不定的生活，为革命大人物彼得·伊凡诺维奇做速写受到他的辱骂。在俄罗斯一个黑漆漆的夜晚，有人曾将一个打成沙皇警察重伤（也是内伤）的人交给她。这之后为送文件（只有微薄酬劳）辗转日内瓦，她头脑中那些献身热情与她卑微的实际处境毫不般配。她把拉祖莫夫当作了英雄，期待一次新的牺牲。当拉祖莫夫被痛殴耳聋并轧断双腿之后，特克拉愿意侍奉他终身。
尤其是拉祖莫夫本人。他来回被抛进革命与专制的漩涡，不是被逼近墙角，就是步入死胡同，生活中没有任何他的出口，只有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其中打转。这正是俄罗斯普通人命运的一个象征。他有什么办法？他有哪里可去？选择道德立场的高与低，难道他有这个自由吗？所谓“讨价还价”、与命运做交易，难道他有这个权利？“我就是俄罗斯，”他梦呓般地喊道。
这是英语老先生难以进入的黑暗部分。在他看来，人总是有自己选择的，人的生活是这种选择的结果，然而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些人的生活选择是有限的，尤其是在政治上几乎没有选择。在时代的浪潮面前，个人是多么微不足道。俄国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最终掀翻了所有人的生活，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无名小卒。中国也是。
康拉德本人倒是清楚的：“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仅仅是更改了一个名号。”他说这句话时，十月革命尚没有发生。康拉德何以能够做出如此判断？他本人正是在俄罗斯专制制度的威胁下长大的，他的父亲作为波兰贵族军官，在争取独立的运动中失败，1862年被流放至俄罗斯北部多年，童年的康拉德在流放地由父亲指导读书，他的母亲死于该地。作为一位革命家和受迫害者的后代，他想得很多，也与别人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