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场域的兴起 1895-1926》
   作者：应星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5月
  　　不论在学术圈还是大众知识界，应星的身份都是一位社会学家。但最近他出版的《新教育场域的兴起 1895-1926》乍看上去，像是一本历史类著作。其实，应星的这本书是一次将社会学与历史学努力结合的尝试，他将这本书的研究方法称之为“群体传记法”，即依靠历史上多个人物的日记和传记，进行一种群体性的分析，看看历史上曾经鲜活存在，影响历史的人物，他们共同的生活背景是什么，又共同受到了哪些文化的影响。

　　这本书虽然出版得较晚，却是应星20多年前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已奠定的研究内容。全书虽然研究的是20世纪初科举废除、新式学堂兴起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变的影响，但其所用的研究方式却是社会学经典的质性研究。

　　应星不满意现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格局，他认为现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成为了既没有历史、又没有国家的社会学，社会学者关心的都是社会现实问题，一头扎进一个个村庄或者社区里面，进行田野调查或者口述访谈，而忽视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必须结合国家、政党和历史这些研究维度的。今天社会学的许多经验研究是缺乏经验感的研究，而这种缺失往往就是因为经验现象被人为抽离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东西。所谓“不察其渊源，就难以观其流变”，应星多年来一直呼吁将历史重新带入社会学视野中。

　　纵观应星的学术履历，会发现应星先前的关注焦点一直围绕农村的问题。从2001年围绕三峡移民所写就的《大河移民的上访故事》，到研究改革开放前乡村的伦理秩序；从用“气”解释乡村社会冲突的机理和规则的《“气”与抗争政治》到梳理“三农问题”政策的《农户、集体与国家》。十多年来，应星都被贴上了乡土社会学家的标签。

　　但应星说，我之所以研究农民和农村，背后的关注点其实是权力。这个权力并不是一般政治学上，国家对人民所使用的权力，也包括人民所进行抗争，由下对上的权力，甚至还包括普通人之间微妙的权力关系。在他看来，研究乡土中国，正是理解中国社会权力的一个基础，也是可以理解国家机器运作的一个最好的切入点。

　　“我的一生都是在‘政治’和‘学术’中不停地交战”

　　1968年，应星出生于重庆，父母都是重庆大学教师。虽然生长在知识分子家庭，但幼小的应星开始并没有对做学问、搞研究产生多少兴趣。或许是因为逆反的心态，应星反而有些瞧不上知识分子的工作，觉得有些小里小气。儿时的应星，梦想的是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过上金戈铁马式的生活。

　　1985年，应星考上了厦门大学最热门的外贸系，但读了一年就放弃了，主动申请转到最冷门的哲学系。他周围的人都觉得他疯了，先不说学哲学毕业后是否能挣钱，找工作恐怕都非常困难。但应星不在乎，他受了马克思那句名言的影响：“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应星希望可以通过哲学思想来改变社会的现状，实现儿时心中的梦想。

　　1993年，应星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攻读硕士，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从而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志业。他跑到乡村做口述史，对村民做访谈，搜集第一手资料。这样的经历，让出生在城市的应星第一次进入了农村，真切地体验到了农民们的生活方式。

　　后来，应星来到重庆某县挂职一年。这一年对于他的学术经历有了巨大的冲击。“挂职前，我特别喜欢陈凯歌的电影《黄土地》，我觉得我的一生应该为黄土地而奋斗”。但是当他看到了真实的乡村之后，他发现以前从书本上读到的乡村变得极为不真实，自己对农村和农民的理解也都是想象的成分，乡村问题远比书本上写的要复杂得多。“我们现在，总觉得某些基层干部非常坏，欺压群众，乱收费。但你通过走访会发现，有些干部其实也是迫于无奈，因为他们在基层的责、权、利是完全失衡的。反过来看农民，他们其实是与基层干部同享一种文化。二者在彼此互动中，其实都参与到了对权力机制的建构中”。

　　“原来，我很向往用政治家的方式改变农民的命运，但下去之后，我发现我所向往的那种改变力量非常有限。反而社会学研究或许可以间接地将问题揭示出来，潜移默化地影响政治家。”思想意识的改变，也促使应星研究方法的改变。应星开始用“发现”的方式进行他的社会学研究，即把农民生活中最习焉不察的一些话语和生活方式通过学术的分析，赋予一种新的理解。

　　比如，中国人经常说“人争一口气”。应星就由此发现，“气在乡土中、传统中是一个具有较大弹性的范畴，它是中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现实道德人格的社会行动的根本动力，是融会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

　　在应星看来，社会学研究不同于政策性或者实务性的工作，它无法提出现在社会上种种问题的解决方式，“我只是将社会的复杂性揭示和呈现出来。我在农村做口述史，你要说我的书出来之后，是否对当地的现状有所改变？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社会学自有它现实的意义。我相信现在读过我的书的学生，他们未来会有人从政。这些书里面所揭示的复杂问题会贯穿到他们的思想中，在未来，他们作为政治人物会提出具体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这需要几代知识人不断努力，一点点地做出改变。”

　　或许是由于应星这种客观做学问的态度，让他的社会学研究两头不讨好。农民和基层官员都不满意应星揭示出的二者在权力运作中都存在的问题。“但社会学研究的鼻祖韦伯说过，你的学术研究，就是要能把对立双方都不喜欢的东西呈现出来。”

　　应星喜欢韦伯，也正是由于韦伯的文章，让他认识到了社会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对我的一生，可以用韦伯的演讲《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来概括，我的一生其实就是在”学术“和”政治“中不停地交战。”但我现在完全沉静下来了，每天坐在书房里一点点爬梳史料，一点点去做我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我觉得这是我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它不再是我以前向往的那种轰轰烈烈、一呼百应的影响，但我觉得这种做学问的努力，也许比我以前向往的方式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