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袭击、领土争端、宗教冲突、石油危机、政治难民，这些经常出现在新闻里的名词，构成了许多人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刻板印象。然而，这些标签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丝路国家的全貌，是需要存疑的。
对丝路文明有着长期观察的学者张信刚认为，未来世界的重心将会“东移”，因而，增进对丝路文明历史与现状的了解非常必要。张信刚曾任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院长、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院院长、香港城市大学校长，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他曾逐一游历中东各国，探究中东、北非、高加索等地区硝烟不熄的历史和现实原由，著有《大中东行纪》。在其新著《丝路文明十五讲》中，张信刚全面梳理了自史前至公元1500年间，欧亚大陆不同文明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历程，为认识当下复杂的中东局势提供了良好的知识框架。
此外，张信刚还是一位通识教育的宣扬者，在担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期间（1996-2007）,他大力推广人文通识课程，并设立中国文化中心，普及中国历史文化教育，领香港高校风气之先。他认为，通识教育就是要培养全面的人。在他身上，也体现着某种通识教育的成果，他通晓中、英、法文，研究领域横跨人文和理工，经常在社会、教育、科技、文化领域撰文。借新书出版的机会，新京报对他进行了一次专访。
文化传统都有反弹的力量
新京报：大家都知道你是“工科学霸”，是生物医学方面的专家，为何会对丝绸之路文明如此感兴趣？
张信刚：我小时候，父亲在台湾大学做外科教授，读过许多有关丝绸之路的日文资料。那时中国正值战乱，日本人很关注丝绸之路问题，我父亲也愿意跟朋友聊这些话题，有时甚至会在饭桌上跟我们谈起。他跟一些历史教授很要好，包括甲骨文研究者董作宾、秦汉史学家劳干、考古学家李济等人，他们常来家里串门。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就一边做功课，一边偷听。
我父亲的家族是当年从山东闯关东到辽阳的汉人，而我母亲的家族属于跟随顺治入关，后又在乾隆时被派回辽宁海城担任卫戍的镶黄旗瓜尔佳氏，所以，父亲在家常开玩笑说“你们旗人”怎么样。我母亲也是医生，对历史和政治没有多大兴趣，但她很认同小学时代学到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说法。记得有时中秋节吃月饼，她还会问，“八月十五杀鞑子，那满族算不算鞑子呢？”我爸就解释说，“元朝末年，你们瓜尔佳部落的祖先恐怕还在长白山里养鹿呢!杀鞑子轮不到你们！”这些背景让我对中国的北方民族产生了兴趣。
小学四年级时，我学到一篇讲班超投笔从戎的课文，老师还让我们拿毛笔扮演班超的样子仰天长叹，说：“一天又过去了，我究竟做出了什么事呢？好男儿应当立志报效国家，守卫边疆”。这些让我对丝绸之路有很浪漫的想象。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土耳其的难题，近代以来，土耳其进行了世俗化改革，想“脱亚入欧”，但又很难加入欧盟，而现在土耳其国内也有伊斯兰教复兴的趋势，你如何看待土耳其这种夹缝中的纠结状态？
张信刚：在奥斯曼帝国被分解之后，民族英雄凯末尔把土耳其救了回来，令今天的土耳其领土得以保存。凯末尔是一个相当西化的军人，虽然他出身于穆斯林家庭，但是他的宗教情结并不强，自小生长在今天的希腊境内，接受军事教育。凯末尔对土耳其进行的世俗化改革，恐怕比法国大革命反对王权和教权的影响还大。他禁止穆斯林，特别是曾经影响军队的苏菲教团在军队里活动。在政府机构、公立学校和军队，禁止女性戴头巾，大家也不能有任何宗教活动。此外，土耳其还废弃了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奥斯曼文，改用拉丁字母书写带有许多欧美语言介词的现代土耳其文。
如今，土耳其想加入欧盟而不得，“9·11事件”引起基督教世界的“文明冲突论”，这增加了一些原本已经相当世俗化的、宗教情结不强的土耳其人去清真寺的次数。2009年，我在土耳其海峡大学教书，发现宗教情结强的人大多聚集在土耳其东部，而宗教情结弱的人大多是商业和文化精英，居住在伊斯坦布尔附近。埃尔多安利用了这种分区居住的现象，在很多国家工程项目、对外商业项目上，让东部信教的中小商人获益更多。
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的立场是偏帮那些反对阿萨德的武装势力，并顺带打击土叙边境的库尔德族武装力量。然而，这个做法并没有成功。叙利亚内战打了那么久，还没有把阿萨德打倒。我在《大中东行纪》和《丝路文明十五讲》里提到，以我看到的叙利亚百姓对阿萨德的高支持度，阿萨德政权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被推翻的。
卡扎菲政权是被强力打垮，而萨达姆本来就不得民心，被强大的美军用两个礼拜就给除掉了，而叙利亚内战已经打了八年。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不能不去反思，为什么叙利亚战争会陷入这样的状况。
土耳其经济和民智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它们的人均GDP比我们高，十年前，甚至是我们的两倍。所以，我感觉土耳其还有变化的可能性。虽然，土耳其废除苏丹已经快一百年，但现在还有不少人怀念奥斯曼时代，可见，任何一个能持续若干世纪的文化传统都有反弹的力量，不会一下子就凭空消失。
欧洲人对大量的穆斯林涌入还是心存芥蒂，毕竟土耳其有将近8000万人，跟德国人口等量齐观。在这种形势下，土耳其恐怕没办法加入欧盟，但是也不至于退出北约，因而就这么吊在中间。土耳其在地理上多半属于亚洲，但过去在心理上想“脱亚入欧”，现在恐怕连心理上也不见得想入欧了。
“文明冲突论”简化了人类历史
新京报：你以前写文章总结中东有三种现代化模式，即伊朗的神权政治、埃及的军权政治，以及土耳其的世俗化和民主化。今天来看，你觉得它们的现代化模式有什么新变化吗？
张信刚：这三个国家，我只在土耳其长住过一年，我去过伊朗两回，在埃及住过一个多月，一共去过三回。跟整天浸淫其中的专家不同，从远距离来看，我仍然保持当初的那些意见。
沙特阿拉伯是中东的第四个强国，但它的部落王权模式是不可能被别国学习的。埃及从19世纪开始，就已经走上现代化道路。埃及的第一个工学院是1820年建立的，比上海交通大学还早76年。他们有一大批专业人员，受过近代西方知识的教育，所以不至于走上沙特阿拉伯的路。但毕竟穆斯林兄弟会曾执掌埃及三年，埃及还是会挣扎，即使军人集团上台，大概也不会走世俗化、民主化的道路。
伊朗的道路同样不可复制，无论是什叶派的信念和传统，还是教士集团的社会影响力，都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在中东国家里，心智活动对全人类最有影响的国家就是伊朗。今天,人们说到伊斯兰文明，往往就先想到阿拉伯人，但其实历史上好多贡献都是波斯裔穆斯林做出的，特别是在医学、化学、数学和天文学领域。当然，谁也不能否认，很多重要著作都是波斯人用阿拉伯文写的。
几个世纪以来，伊朗是什叶派国家。什叶派跟逊尼派不同的地方就是，什叶派比较接近基督教，对自我的忏悔强调较多，而逊尼派更接近于犹太教，对法律条文更尊重。基督教徒在耶稣受难节时，要回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前所受的苦，并立志我们不再犯下罪行。类似的，什叶派信徒也有一个阿舒拉节，以纪念阿里的儿子和孙子被杀害，那一天有人会在街上拿鞭子打自己，悔恨自己的无力和罪过。
因此，在本质上，伊朗跟基督教社会并没有真正的冲突。在历史上，从3000年前起到最近的100年，伊朗人跟犹太人的关系是相当好的。今天中东最敌对的两个国家好像是以色列和伊朗，那是因为近几十年来的特殊国际关系导致的，当今的伊朗政府反美情绪高，他们也跟着反对美国所支持的以色列。
新京报：你在书里强调文明的交流和互动，不过文明间的交流中也经常伴随着冲突，你如何看待本世纪初流行一时的“文明冲突论”？
张信刚：我想如果亨廷顿还在世的话，他也不见得会坚持“文明冲突论”，这个观点是他在2002年提出的，可能是“9·11事件”给他的灵感。确实，历史上许多宗教之间都有过冲突，甚至基督教内部旧教和新教也曾经历长期的抗争和交战。但是，冲突并不是必然的。
印度的佛教跟婆罗门教，和后来入主印度的伊斯兰教，在近代之前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文明冲突”,反而有融合的趋势。印度境内曾分为许多独立的邦和王国，不同的邦信仰不同，但各邦的上层社会往往会通婚、签条约。所以，从人类历史来看，“文明冲突论”过分简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