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新一轮大选在即，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2009年上任，一晃干了十年了，以色列上上下下，人人都在谈他，谈最近这十年的相对安定与未来的隐患。内塔尼亚胡是右翼利库德集团强硬的领袖，以坚决打压巴勒斯坦人的反抗来保证国人的安全，看上去，他确立的国策仍然会延续下去。

而最落寞的是工党，1948-1977年，以色列建国后的三十年，都是工党执政。这个左派政党，“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路线的推行者，通俗点说，是有“理（幻）想”的，它渴望和巴勒斯坦人之间，以及和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之间实现永久的和平。工党最有诚意的一次和平努力，当属1990年代初，拉宾第二度出任总理，在其策动和克林顿美国的中介下，与巴勒斯坦解放阵线首领阿拉法特签订了《奥斯陆协议》。这个让世人瞩目的协议给拉宾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也招来了杀身大祸。1995年11月4日夜，拉宾在一场《奥斯陆协议》支持者集会上，遭一名极右翼分子刺杀身亡。

工党随着拉宾之死而彻底走了下坡，虽然其间有过短暂复兴，但到2019年，工党在国会里的议席缩水到了个位数。然而，以色列人可以不同意拉宾的做法，却不妨碍他们爱戴拉宾，视拉宾为人民的一分子。在以色列，就政治领袖而言，其人品和从政业绩总是被分开看待，对国家和人民忠诚，为人质朴、平易、幽默，这些能为一个领袖赢得最大限度的尊敬。工党诸领袖，从“国父”本-古里安、列维·艾希科尔到果尔达·梅厄、拉宾、西蒙·佩雷斯，俱各如此，没有例外，而耶胡达·阿夫纳的《以色列总理私人史》一书，便可以为证。

书名里的“私人”一词，绝无“我和XX不得不说的故事”的意思。它的英文原词是“intimate”，稍稍翻阅就知道，阿夫纳的叙述非但没有披露隐私、制造卖点的意图，反而让普通读者，哪怕是对某总理一无所知的读者，都能感到其人的亲切。阿夫纳生于英国，1947年后他成了以色列人，后来从政，先后辅佐过四任总理：列维·艾希科尔、伊扎克·拉宾、果尔达·梅厄、梅纳赫姆·贝京，其中头三位都是工党的人。阿夫纳当然见过工党的缔造者、同时也是首任总理的本-古里安，但是，当他成为总理助理和新闻发言人的时候，辅佐的已经是第二任总理列维·艾希科尔了。

论存在感，列维·艾希科尔并不强，国际上的名气也是该国诸总理中最小的。可是以色列人赞许他的性情温和、容易亲近，特别是爱开玩笑。阿夫纳写下了他初识总理时的交谈，总理探问其婚姻、有无儿女等等，然后微笑摇头，表示男人一旦拖家带口就算完了。一天工作结束后，总理会问自己的司机说“作为你的总理，我今天干得怎样？你还满意吗？”但趣闻轶事当不足以诠释总理的“核心竞争力”。阿夫纳说，列维·艾希科尔是个“思想者”，就领导风格来看，是个“安静的说客”。

在对大局的认知上，列维·艾希科尔具有现实主义者过硬的素质，从不马虎。1964年，叙利亚着手从约旦河上游引水，企图切断以色列的水供应，局面顿时紧张起来。在一次求助晚宴前夕，列维·艾希科尔嘱咐阿夫纳写一份演讲稿，初稿出来，总理很不满意，他说，我们求到外援是第一位的，可阿夫纳却企图跟在座者大谈“我们”以色列人自相矛盾的性格，简直是十足的书生。总理发表了如下的训斥：“小伙子，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你难道不明白我们仍处于战争之中？我们仍然被包围着。我们仍然面临恐怖主义。我们仍然面临威胁。我们仍然在不断接纳成千上万的移民。你怎么可能希望我们是个正常国家？我们是一群形形色色的长途跋涉回家的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精神包袱。”

这些话，其实每一任总理都会讲，每一任总理都要对自己，也对别人反复确认一个事实：我们没有共识，争议是我们的存在方式。以色列是一个纯正的移民国家，来自俄罗斯的移民，来自也门的移民，来自古巴的移民，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移民，来自摩洛哥、伊拉克、法国、德国、美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民，虽然都是犹太人，互相却能鸡同鸭讲，更不用说还有宗教信仰程度之间致命的分别（“深度”信仰者的存在，他们组织的党派，向来让广大世俗化的以色列犹太人厌恶至极）。为此，一国之总理必须持守的一条原则，就是为国家争取利益。年轻的阿夫纳，在总理助理的位置上学到的第一课，就是这个。

列维·艾希科尔1969年初逝世，他在任期间，以色列打了著名的“六日战争”。书中记录了战争前夕，领导人之间的激烈争论，梅纳赫姆·贝京，当时还是反对派领袖，却在战争决策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是绝对的鹰派，在国际事务中一向坚持主动出击的战略，声称以色列对于自己的土地拥有有史可查的历史所有权，这种观点，对于左派以及被压制的巴勒斯坦人来说是片面之词，极端点讲可以判作“谎言”，但对于以色列的国家利益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立场。“贝京很重要，”阿夫纳说，“对犹太历史，他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包罗万象的感觉。”

贝京凭着这种右派立场来为国家效劳。如果说列维·艾希科尔及其继任者梅厄和拉宾都是“坐总理”，贝京则是政府里的“立总理”——总是站着，虽然不是能说了算的人，却比坐着的人高，忙忙碌碌，让三任政府里充满响亮的反对声。“六日战争”前那几天，就究竟是主动出击还是忍耐，等待国际力量有所动作，贝京和列维·艾希科尔争吵到最后一刻，才形成了共识。以军发起突袭，给了陈兵边境的叙利亚和埃及的精锐部队以毁灭性打击。“六日战争”挽救以色列于危亡之中，贝京绝对是其中的功臣。

那几年以色列经历的战事，都很有意思：1956地区性的西奈冲突，1967的“六日战争”，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一次次交锋都以以方胜出告终，这个国家由此在世人眼里留下了团结、果敢的好印象，可是实际上，每一次重大决策之前，政府要员，各政党的当家，互相之间都是一派彼此死磕的模样，以至于每一次成功都像是“侥幸”。在列维·艾希科尔身边干过，阿夫纳对此有了第一手体验，如果能够，他也会很乐意地援引一句中国古话——“兄弟阋于强，外御其侮”——来描述这个现象。

在列维·艾希科尔之后，阿夫纳为拉宾工作了一段时间。1974年，拉宾继任辞职的果尔达·梅厄当总理，这是他第一次出任总理，国内一团乱，经济也上不去，终于导致了1977年贝京获选为总理，结束了工党之前三十年的主政。然而，就像贝京在工党时代绷着一张臭脸，同工党历任总理们共度时艰一样，拉宾在贝京上台以后也继续为以色列谋划一个理想的未来。这两个人心里装的都不是政党的利益，都不是只挂念如何夺权；他们都是赤诚的爱国者，扛着激烈的政见分歧，苦苦思虑怎样做对国家最为有利。

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之间的持久敌意，让拉宾意识到，一个稳固的外援多么重要。冷战中的世界裂成了两半，苏联站到了阿拉伯国家的身后，“六日战争”中叙利亚、埃及和约旦都借重了苏联的武装，那么以色列应该争取谁的支持？答案不言而喻。战后，时任国防军总参谋长的拉宾主动向列维·艾希科尔提出去当驻美大使，让后者吃惊，以为自己听错了：“你是说，你愿意站在冗长乏味的鸡尾酒会上，坐在烦人的宴会上，去参与那些外交官不得不玩的、枯燥沉闷的外交游戏？”

话语中有一种深情，非常inti－mate。两个人在党内和政府内外合作已久，列维·艾希科尔很清楚拉宾谦虚、质朴、“接地气”、不喜欢任何官话和场面话的性格。但他并没有阻止拉宾上任。很快，阿夫纳也去到拉宾身边当副手，目睹了拉宾如何在1968年尼克松同休伯特·汉弗莱竞选总统时，站到了尼克松的一边。尼克松胜选后，拉宾能够得到白宫新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欣赏，能与五角大楼的将军们探讨越南动态，给出犀利准确的预见，“华盛顿的人开始注意这个家伙——这个经常和基辛格结伴同行，还能不时面见美国总统的大使。”

事实证明，拉宾的贡献不下于贝京。与美国的结盟，为曾饱受战争折磨的以色列赢得了机会，也让日后的贝京政府从中大大受益。拉宾在谈到自己讨来的驻美使命的时候，一番话让贝京都感到意外：“一个以色列外交家，必须善加利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敌对。一个以色列外交家，倘若既不愿也不能在复杂的美国政治里使出自己的手腕以增进以色列的战略利益，那么他还不如收拾包袱回家去。”

特别之人做特别之事，贝京与拉宾，都是“特别之人”。贝京是个鹰派，认为武力是一切的后盾，曾领导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伊尔贡”，可是他在任总理期间，利用埃及新任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的个人意愿，成功促成了以埃和谈，从此，昔日的大敌埃及不再与以色列为敌，至今以色列西南边境保持稳定。而拉宾，他出身行伍，作为将军赢得了民众爱戴，可谁能想到他还能开发出外交技能？又有谁会料想到，凭着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也凭着罕见的政治想象力和勇气，他能在第二度出任总理之后，迈出同阿拉法特握手言和这冒险的一步呢？

在诸多政治人物的回忆录中，阿夫纳的这本书是有些不寻常的。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在写回忆录的时候，把自己放在第一主角的位置，企图“书写历史”，实属正常现象，更何况，和出生英国、后来效力以色列的著名人物，例如摩萨德的第九任主席艾弗莱姆·哈列维，还有摩萨德间谍和外交家戴维·金奇相比，阿夫纳的履历一点也不逊色；然而，在这部《以色列总理私人史》中，他始终自甘陪衬，以“年轻人”的身份去陪衬那些大人物，反映他们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和细心。他写了自己在给艾希科尔当助手时的尴尬（艾希科尔发怒道：你要是再给我写这些一点也不通俗的句子，我就另请高明了）；他还写过一件事，发生在杰拉尔德·福特任总统期间的一次晚宴上。

当时，作为宾客的阿夫纳要了一份“洁食”（按照犹太教教规制作的食品），这份菜上得最晚，样子却十分特别——特别豪华，引起了一阵骚动。在场的时任总理拉宾见状，立刻向福特总统耳语了几句，于是福特带头站起来，祝阿夫纳生日快乐。在场者跟着站起，齐声唤道“生日快乐，耶度哈（Yeduha）”——他们的眼睛都看到了餐桌上的铭牌，那上面把“耶胡达”（Yehuda）给错拼成了“耶度哈”。

但那天并非阿夫纳的生日。事后，阿夫纳问拉宾，为何要跟福特总统这么说。拉宾答道：“那我怎么说——告诉他实话？如果真的说实话，明天报纸的头条就会说，你在吃犹太洁食，而我没有，然后宗教党派就会抵制结盟，我就会遭遇政府危机。”

这就是以色列政治的实情。如列维·艾希科尔所说，小小一个国家，全是移民，政见纷陈不一，党派、集团林立，讨论芝麻大的一点事情，都能分的声音永远淹没合的声音，一点点把柄让人抓到，就或引起一场“内讧”。总理最怕的就是无法团结绝大多数政党，导致政府不稳，决策难行，而这样一场危机，有可能就是远在白宫的某场晚宴上的一盘菜引起的——可见拉宾多么高明。可是，同一场宴会上，当福特夫人邀请拉宾起身跳舞时，这位深谋远虑的总理当场面红耳赤，他勉强站起来，舞步十分拘谨，幸亏基辛格及时从旁解了围。

拉宾就是这样一个人，从里到外都那么真实。以色列人会激烈地反对《奥斯陆协议》，却很少否认拉宾个人达到了伟大的境界，认为他的死，是一场真正的国家悲剧。《以色列总理私人史》一书没有写到《奥斯陆协议》时期，但阿夫纳也由衷地钦佩拉宾。他在书中，将拉宾和基辛格这两人的关系放在十分显要的位置，正是这二人的结好，铸就了华盛顿和耶路撒冷之间紧紧的牵手。基辛格尤其是一枚关键的棋子，他是在二战前夕从德国逃到美国的犹太人，他认为这段经历不光彩（因为他的同胞大多被纳粹害死了），因此不愿被人认作犹太人。拉宾正是瞄中了这一点，去说动了基辛格，使他在以色列/阿拉伯的纠葛之中毫无保留地站在前者一边，以对心中的内疚有所补偿。

在阿夫纳看来，基辛格是一个为了另一个国家的事情殚精竭虑的“利他者”；与之截然相反的，则是梅纳赫姆·贝京。贝京是个只为本国人民（确切地说是所有犹太人民，不包括那些拿着不完全的以色列国籍的非犹太人，如巴勒斯坦人）考虑的政治家，阿夫纳倾心工党和拉宾的一边，也不支持贝京，他说，贝京本质上就是个恐怖分子，素信圣经里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为了本国和犹太人的利益，不惜拿出最强的手腕。

可是，贝京上任总理后，和前任拉宾一样，也邀请阿夫纳来做自己的左膀右臂。阿夫纳迟疑之下，找拉宾拿主意，拉宾回答：你就不要推却了，贝京是一个“诚实而负责任”的人。摈弃党派之见，任用一个曾被敌对党派任用过的人，这种“佳话”，对以色列政治家来说，真不算什么。

《以色列总理私人史》一书虽然累累表达对拉宾的热爱，却又让贝京贯穿全书的首尾：这本书的时间线终止于1992年贝京逝世时，而它的开端则说到了童年记忆：“我第一次见到贝京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是在1947年”，在曼彻斯特的一个犹太教堂的墙上，阿夫纳看到一行血红的字：“绞死犹太恐怖分子贝京”。当时英国托管巴勒斯坦，贝京的组织策动了无数次爆炸和暗杀，逼使英方撤出这片是非之地。那是他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而到了晚期，先是同贝京签订和议的萨达特惨烈遇刺，然后是贝京的爱妻逝世，最后是贝京自己，带着一腔铁血进入到心境黯然的暮年。他卸任总理后隐居了九年，却未曾留下一部回忆录给这个“时而充满敌意、时而冷漠的世界”。

阿夫纳的书，也算是给贝京代笔的回忆录了，我们看到一个恐怖组织的领导人是怎样一步步进化为负责任的一国总理的，也看到以色列人对他们的总理所持有的那种普遍态度。政见可以冲突，但人品不可有疵，一个负责任的谋国之人终将受到全民的认可。阿夫纳的写作，算不上文采飞扬，身为“insider”——当事人，他也谦虚地说，自己在职期间随手写下“老板”们的言行，就为了将来有一天会派上用场。那么这本书出了，就是“用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