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执行与心理有关？即使人们意识到心理活动可能带来的影响，却很少有人费力去挖掘。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亚当·本福拉多的《公正何以难行》则从心理学、神经科学等角度展开论述，作者所分析的材料尽可能地靠近心理运作情境，揭示法律不公背后隐藏的糟糕的人性弱点。如何构建公正的世界，首先在于如何构建我们自己。

    人类直觉的力量是强大的。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呈现了一个让人惊讶的无意识心灵，一个由直觉在幕后操纵着的心灵。诚如戴维·迈尔斯在《社会心理学》里所阐述的，思维不是在舞台上进行的，而是在台下进行的，在我们目光所不及的地方，有关“自动加工过程”“内隐记忆”“即时特征推论”等心理运作及其外在行为表现，都体现了人类的直觉力量。思维、记忆和态度都是同时在两个水平上运行的：一个是有意识和有意图的；另一个是无意识和自动的。直觉有时带领人们避开危险，有时却带来危险。

    《纽约时报》退休记者戴维·罗森鲍姆在黄昏散步时遭遇抢劫，不幸逝世。死因是头部损伤引发血栓导致头部肿胀。这起悲剧原本可以避免，然而，从警察到医生，全都浪费了宝贵的抢救时间。老人受伤后的呕吐物，以及沾染的地面污迹，使他们先入为主地认定这不过就是一名普通的醉汉，倒地后撞到了头部。警察甚至没有注意与这种认知不相符合的那些情况，为什么老人的身上没有钱包和身份证件。

    克服思维的隐性偏见是如此的困难。这不仅源于凝固的“常识”、主观的先见，也来自于社会环境产生的心理刻印。一旦戴维的身份得到确认，他竟然是一位名记者，懒散的法律齿轮马上快速转动。所以，作者批评“无处不在的身份标签”。尽管正义女神以遮住双眼的方式，表示对当事人一视同仁，女神的代理人们却并不具备明辨是非的神力。作者说，我们加于被害人的身份标签，将严重影响案件的处理方式，也决定着事件性质的认定。流浪者和醉汉遇害，远远比不上名记者受到的重视；试验表明，人们对离异妇女被强奸的同情，也比不上对年轻的处女遭受同样玷污的愤怒。

    格言有云：“情况相似的案件，应当得到相似的判决。”或“人类有权得到同等的对待”。实际上却难以落实。基于美国的社会文化对种族歧视问题的重视，作者一再提及“无意识的白人偏好”对案件带来的困扰。推而广之，是否还存在“无意识的族群偏好”呢？比如，某个地方的人都是骗子小偷，某个民族都是恐怖分子，类似观念潜移默化，不公正也就可想而知。

    刻板印象造成判断偏差，也扭曲认知解释和记忆。在“怀特案”里，受害老妇一再错误指认嫌疑人，当时在其中的真正罪犯却逍遥法外。因为在此之前，老妇在近期的新闻照片里看见过怀特，造成了她的记忆混淆。目击证人是破案重要的依靠环节。但是，“眼见为实”远非我们以为的那么可靠。记忆会发生混乱和遗忘，记忆还会受到动机、期望和经验等因素的影响。比如，目击证人会潜意识认为自己有责任，如果认不出就盲目地指认，然而，在大多数犯罪场合，高度紧张的气氛会让当事人自觉回避犯罪者的视线，能回忆起来的细节通常很模糊或只是一些碎片，虚假的记忆即使不是凭空捏造，也往往是为了契合印象或者预期并合乎逻辑的事实描述。作者告诫，不要对普通人的观察能力盲目相信，证言掺杂着真相和谎言，记忆和幻想，知识和暗示，实践经验和错误结论。

    作者并非只关注犯罪心理学，他也关注被害者、司法人员、律师、目击者、公众等各类人群和个体的心理变数，在环环相扣的人与人之间辨析因果逻辑。同情和恻隐的道德哲学流露笔端。书中列举了许多经典案例，发人深思。因为智力障碍，胡安的陈述有矛盾，被警方当做有罪的迹象，胡安作了认罪供述。D N A鉴定排除了胡安的嫌疑，但依照法律，胡安却仍须羁押。经历三次完整审判，三次提出上诉，历经19个年头，他才重获自由。著名的“辛普森案”与此正相反，呈堂证供的D N A证据显示辛普森有罪，他却没有受到刑法的制裁。这些案件不能不引起人们对陪审制的疑虑，这个制度限制了法官的权力和影响，弊端也很明显，但它在更多时候也是行之有效的。本书探讨的法律框架、法律机制都是美式的，有些问题具有普适性，而有些则是美国特色，在信息处理时，不能一概而论，法治都有其本土资源，无语境的、完全通行的权利观，是不可能存在的。

    世界在飞速改变，在法律的未来，科技必将发挥重要作用。作者描绘的“虚拟法庭”，可以减轻涉案人的心理压力，有助于获得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