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于:2014-03-10 已被阅读:67次 【书评园地】 : 自然科学
从哥白尼到牛顿:日心学说的确立
作者: 毛志辉

    日心学说的提出和确立,不仅是科学史上的里程碑,而且也改变了整个人类的思想史。毫无疑问,这是西方科学史和思想史上最为光辉的一章。然而,时至今日,科学史界并未就这一漫长浩繁运动的过程做出系统的阐述,诸如哥白尼提出日心学说的出发点、日心学说是如何形成的、哥白尼生前日心学说曾以什么方式传播、第谷的模型如何被开普勒和伽利略的研究所取代、伽利略如何在日心学说与《圣经》的矛盾中取舍、牛顿是如何建立日心运动图景的……这些都仍是晦然难解或模糊不清的问题。
  科学史家吴以义教授自青年时期赴美求学起,就锲而不舍于对日心学说传播史的探索,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师承格力斯庀、马豪尼等史学大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得托马斯·库恩、席文等科学史宗师亲授,后又深受余英时、张瑞琨等师友影响,将科学史研究与文化史写作相融通,集四十余年之心力著成《从哥白尼到牛顿:日心学说的确立》,将日心学说从提出、发展到确立的整个过程栩栩如生地展示出来,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历时两百多年的激动人心的科学画卷。
  在整个科学史上,罕有能与自哥白尼到牛顿的天文学发展相匹的时期。那是科学史上由混沌而昌明、由感性而理性的一个时期,是学术大师们风起云涌、众神狂欢的一个时期,也是科学脱离了哲学、脱离了宗教独立发展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天文学的进步连续而完整,以至于像一出独幕剧。作者考察了日心学说从酝酿、提出到发展、奠定的全过程,事实上,这也可以视作是现代科学发生、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大批科学精英的努力分不开的。因此,作者详述了从哥白尼开始一直到牛顿的学术大师,对他们在天文学、物理学上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就进行逐一分析和点评,并复原出这些学术大师之间的学脉承继或交流往还。越是重要的人物和事件,作者越是工笔细画,对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巨匠都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他们的探索过程和研究所得,重现他们的学术交往圈,描写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带读者领略他们的风采。
  作者注重细节的描写和论述,但从未脱离全书的主轴。以哥白尼日心学说思想的来源为例,作者以《尼古拉·哥白尼就他所发明的关于诸天的运动模型的提要》(1510年哥白尼所作)这份“科学史上头等重要的说帖”为切入点,结合历来为史家所忽略的“细枝末节”,还原哥白尼身边的重要人物与成长事件,并据此基本复原出这位天文学家的学术渊源。假如我们再以吴先生的研究与经典作家亚·沃尔夫在其名著《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中对“哥白尼受托勒密的好处又是微不足道的”的论述相比较,就能发现吴先生的论述更为细致深入和具有说服力。尽管哥白尼的思想与托勒密的理论相去甚远,但作为一名天文学的理论家,哥白尼所最为关心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完美要求如何在天体运行的理论中得到完美的贯彻,正是这种关心的驱使,让他注意到了托勒密与亚里士多德的冲突。尽管尚无法判定他是在什么时候注意到这种冲突的,但我们却可以肯定,正是这种冲突,让他完成了天文学新理论的形成与蜕变。
  在全书的架构上,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作者一直试图以写人物故事和人物思想相结合的方式,来充分展现这个长达近两百年的时间跨度。这种写法虽然未必有多少新意,但能够实实在在地帮助我们这些西方的他者,了解究竟哪些人影响了现代科学的建构,哪些观点只是科学史上的昙花一现,哪些事件最终左右了科学的发展。作者还着重强调理性对于科学的引导,认为日心学说的整体演进历程“彰显了理性在人类认识世界中的地位”,“理性成了人类思维活动的唯一被认可的主导”。显然,作者意在指点读者:理性是科学的源头活水。这种糅合了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科学史撰写,无疑摆脱了年鉴学派那种关注于细节的做派,寻找到一条西方现代科学文化兴起的思想线索,一条贯穿西方科学发展的精英兴衰的历史。
  也正是缘于作者的这种努力,这样一部科学史领域严谨的学术著作,读起来却并不费劲,相反的,颇有一些引人入胜的情节能吸引我们不断深入进去,想要一探历史的究竟。尤其是作者对自然科学如何从哲学中分离、现代科学如何走上自己的道路等的论述,读来让人有酣畅淋漓之感。
  最为可贵的是,书中引用的大量原始资料,其中绝大部分至今尚未为中国科学史界知晓。作者似乎在扮演一个福尔摩斯的角色,通过对那些未曾被人注意的史料的发掘,来重新描绘从哥白尼到牛顿的以日心学说为主轴的科学发展史。作者借助这些新史料,层层解析日心学说的提出、学术界的讨论和接受,其间所发生的事件、困难的克服等问题,详细描述这一人类认识史上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并深入讨论这一事件所提供的认识论、哲学和历史的教益。于是,在书中,我们随处可见作者采撷材料的得心应手,随处可见选自经典文献的珍贵插图,随处可见考据推理的严谨缜密,更随处可见作者在研究论点上的发人所未发。事实上,这部作品,不仅可以增长我们对科学史和思想史的认知,而且,正如余英时先生在序言中所评价的,还可以“把我们送进至高无上的理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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